孩子不能“放养”而要“培养” _

　　

孩子不能“放养”，而要培养。而对父母来说，如何培养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问题。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安妮特・拉鲁教授的 《文化知识和社会不平等》一文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这里的文化知识，不是指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知识，而是指体制和社会机构运作的游戏规则，拉鲁概括为“文化资本”。比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待人接物和对学校教育的了解，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所接触不到的，我们可以说，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就具有了文化资本，从而具有了竞争的优势。

拉鲁的研究是从20年前开始的，当时访问了88个美国家庭，包括不同种族和阶级背景的三到四年级孩子，然后写了一本社会学大作 《不平等的童年》。十年之后对12个家庭跟踪研究，把十年的变化加进去，修订了这本书。又过了十年，那些孩子到了30岁的时候，拉鲁又进行了访谈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寒门子弟缺乏的不仅是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这使他们很难实现我们时下所说的“逆袭”。

教育学界有个争论，即孩子是自由发展好，还是需要家长指导。自由发展一派认为，孩子要有快乐的童年，让其自由发展，家长不该管。而拉鲁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长都在管着自己的孩子，从学校学习方法、考试、与老师的互动，甚至选课，当然还有大学及专业的选择等无所不包，因为他们对此都有着自己的经验，也有资本，所以孩子在他们的指导下，大多数都能发展不错，到而立之年，可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错的经济收入、较满意的小家庭。再看那些寒门子弟，父母往往都不具有指导孩子的能力，他们也不了解教育和学校机构运作的规则。这些孩子即使很用功，也往往成绩不好，进不了好大学，或者很难毕业，容易成为无家可归者，甚至在街头吸毒流浪，不仅生活习惯不好，经济收入低下，而且很难组织家庭。

以中产阶级家庭指导成功的典型女孩Stacey为例，她的妈妈有数学硕士学位。在Stacey求学过程中，妈妈一直紧紧跟随指导：从小时候就给她报体操课，游说学校单独自费考试让女儿进入“优质班”，Stacey的大学微积分课遇到危机，又指示她找学生顾问换课，这样可以保持漂亮的成绩单，不至于在申请研究院时候拉后腿，等等。结果，Stacey不仅本科读了马里兰大学，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了研究院；30岁时，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是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如今儿子已经两岁。通常看来，这个女孩如果没有妈妈的一路指导和干预，她很可能像那些寒门子弟一样，高中都毕不了业。

由于这种文化资本的缺乏，在美国，寒门子弟中能够实现逆袭的很少。拉鲁从另外一项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寒门子弟Nick进入中产阶层的例子。Nick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不具有指导他求学的文化资本，但是他在关键时刻都遇到了贵人，弥补了家庭的不足。Nick 学习天分很好，高中毕业前，他想要学医，一位高中学校顾问帮他找了当地医生，为他提供意见和建议，当参谋。于是他去了常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这是第一次贵人相助。第二次是在哥大，发现自己学习不得法，在人才济济的地方就显示出自己的缺陷，好在第二个贵人又出现了―Nick交到了好朋友，一起学习的伙伴教给了他学习的方法。第三次则是在申请医学院时，哥大医院实习中认识的朋友帮他做介绍，把他从候补名单转成正式录取。

近些年，美国也一直在讨论寒门子弟因为不了解大学录取情况而错过了上好大学的机会。这就是文化资本的逻辑在起作用。我国近几年也在讨论“寒门难出贵子”，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资本也同样发挥着作用。一味批评这种不平等没有多少意义，怎么做才更重要。为了能让寒门子弟多些向上流动的机会，各级学校可以设立顾问机构或学生咨询机构，实施导师制，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强化对学校和体制运作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学校资源。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设立常规制度可能更有帮助。

另外，拉鲁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如今指导孩子上学的家长，一般都是妈妈。看来，具有文化资本的妈妈也是孩子良好发展的基石，她对孩子不会“放养”，而是会进行正确指导的“培养”。